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褒奖

——作为一个评论家来说，刘震云的作品像一个刺猬，让人无法下手。

但凡接了解过刘震云的人，很快就能给他冠以“冷幽默”的标签，而且这一定是他所有特质中的前三。

比如那天在他的新书《一日三秋》的发布会现场，铺天盖地的海报里，不难发现最亮眼的是此书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当众人还在深深质疑是真是假的时候，他已经在台上当着众人的面堂而皇之地侃侃而谈，称纽约为纽约村了。  

刘震云说他看朋友圈有一句话，说北京三环的广告牌从来都是呈现奢侈品的，但是今天呈现了一个真正的人世间的奢侈品，它就是书。《一日三秋》水上漫步，陆地行舟。

刘震云觉得这个人说得非常准确，并且表示：既然在三环路做了，所以接着我们村的纽约听说了，说为什么在北京做，不在我们村做？所以20号，在纽约时代广场也有这样一个大屏在做。纽约时代广场从来也是做世界各地的奢侈品的，像法国、美国、德国的奢侈品，香奈儿、迈巴赫……但是它似乎突然明白了这一点，还是要做一个最奢侈品的东西——书。

 “要想写好小说其实是有一个捷径的，这个我没有跟同行说过，就是要看看著名评论家的书。他们出一本书，我就买一本，读一本。从这些书里面不难看出他们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知，接着是识。知识是容易的，一个人的学问渊博不是本事，而是他自己从学问渊博里面又创造了自己的见识，这个见识是非常高远，也是非常深入的。”刘震云说。

比如，李敬泽的《小春秋》《致理想的读者》《青鸟故事集》等讲述的，是事物跟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道理，道理跟道理之间的联系，这些背后又有怎样的道理……抽丝剥茧，说出了其他人说不出来的话。

刘震云认为李敬泽对自己作品的评论是最深入的。李敬泽也读他的文章，给他的小说写过很多评论。他说得最准确的一句话是其他评论家说不出来的，即作为一个评论家，刘震云的作品像一个刺猬，让人无法下手。

刘震云坚定地认为这是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褒奖。

“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春秋一直到现在，总是讨论一个事情的共性，它会把好多小说归到一块儿，分析它到底是什么流派。但是欧洲的批评家，美国的批评家，像《纽约时报》的书评人，他们总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这是出书的时候，出版商和出版社那边说的话，有的时候看外国评论家对你的评论，比中国人要深入准确有见识得多。他们评论时会讲述一个作品跟另外一个作品的关系——既讲继承的关系，又有开拓的方式。”刘震云说。

当然，在他看来，中国的评论家有几个还是非常有见识的。比如在《一日三秋》正式刊印之前，出版社印了一百本的试读本，他给了几个最顶尖的评论家，像李敬泽、张旭东、王干、陈小明、邱华栋，还有史航。刘震云十分认真地看了他们的评语。他觉得最激动的一句话是《一日三秋》比《一句顶一万句》写得更好一些。

刘震云认为“一个小说比另外一个小说写得好一些，比他前一个小说写得好一些”是一个特别大的理论：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他的一本书跟另外一本书是没有联系的。其实就是一本大书，这本大书既是他写出来的作品，同时也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体验在文学上的一个反映。

《一日三秋》和刘震云其他的作品最大不同，或许在于他想努力打破现实的壁垒。张旭东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一日三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高峰在于不但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把动物写得开口说话了。像《一句顶一万句》，它可能是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大地上行走，特别地苍茫，特别地浩瀚，但是这一次它确实不但有大地，还有天空，还有地下。

考察一个作家的能力

——不是考察他的语言，当然是要考察他的细节、情节,还有故事。

刘震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的能力，不是考察他的语言，当然是要考察他的细节、情节、还有故事。好多作家都会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小说跟语言的艺术都没有对错。世界上大多数争论不是对错之争，而基本上是对和对的争论，无非你是大对还是小对。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我们常说真正考察一个作家的能力是考察他的结构能力：故事的结构、人物的结构，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考察他的认识能力和思想能力。文学的潜台词是哲学，某个作品，前半部写得都很好，到后半部突然塌下来了，不是这个作家的语言能力和叙述能力差，而是他的思想能力和哲学能力导致他最后的创造性没有闪现出来。

《一日三秋》里有两个虚幻又实际的贯穿结构的人物：一个是花二娘，她在延津生活了三千多年，三千多年不但是长生不老，而且是青春永驻，还是十七八岁一个美女的形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天天吃笑话，她每天的饭食都是笑话。到哪儿找笑话呢？到人的梦里找笑话。如果你笑话说得好，她给你一个红柿子。另外一个就是算命瞎子老董，人的前世今生和后世，他都能够算得明明白白。但是他有一个规矩，只算前世今生，不给你算来世。如果你前生知道了，今生也知道了，来世也知道了，你就不想活了。而且老董是一个盲人。凡是有眼睛的人，每天看到光明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这个盲人，因为老董是一个哲学家，正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世界，所以能看到这个世界中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一日三秋》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关系，主人公明亮和他的妻子马小萌之间的关系。当明亮知道他的妻子曾当过小姐时，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他在故乡待不了，流落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拿着妻子的钱开了一个饭馆，这个饭馆后来兴隆了，却成了他一辈子有话不出口的一个隐痛，因为这是用他妻子的脏钱开的。他该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这个饭馆有道菜叫炖猪蹄。他有时到后厨去看，运过来的猪蹄上都是毛，毛上还沾了很多泥，但是拔了毛在水里面冲一冲就干净了。他便想清洁可能就是从脏里面生出来的，万物同理。他似乎能释怀了。但是，有一天他在梦里遇到了花二娘。花二娘让他讲一个笑话。他讲不出来，急切中他突然想起来马小萌曾跟他讲过当妓女时遇到的一件尴尬事，他把这个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花二娘听。花二娘笑了，饶了他一命。事后，他一想到自己用妻子的隐痛活了命，又觉得像刀扎在他的心上似的。这就是他和妻子的关系中两件难以面对的事情，这恰恰是文学作品可以面对的。有时候跟朋友说不出口的事，文学作品替你说出口了。在生活当中你想不到那么深入，想不到一个事跟另外一个事有那么多的联系，但在文学当中能显现出来。

还有一个人物司马牛。他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要写一个《花二娘传》。花二娘用笑话压死过那么多人，他刚写了一个开头便去世了，只留下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既是这本书的开头也是结尾。这个书是一个笑书，也是一本哭书，归根到底是一本血书，是用不知多少人的血堆出来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

刘震云在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都倾尽全力。这次也一样，他运用了他对文学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包括文学和他自己生活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也表示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一定是觉得这个小说是好的。但如果停了一年以后，他还觉得这本小说好，那他肯定没有进步，没有在生活、文学和自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往前迈进。

“我总是想下一部作品要比上一部作品写得稍微好一些，那是因为我在写作间隙中思考在自己是否在和生活量子的纠缠中进步了一些。所以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初学写作是面对每一个作品的时候，这个作品是全新的，我是陌生的。”刘震云说。

刘震云的碎碎念：

如果有平行时空，留在农村的我会……

一个人的命运跟时代会有一个化学的反应，有时候人就像一个草粒子一样，被时代的风刮到哪个地方，他就在哪个地方生根发芽。如果1977年、1978年不恢复高考，我就上不了大学了，上不了大学我现在在干什么呢？如果像我们村里的表哥一样去镇上打工，当泥瓦匠，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他每天去镇上做泥瓦匠也没悲惨到什么地方。悲惨的理解是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地不深入，不深刻。我表哥每天也很愉快，他每天能挣80块钱，清早在家吃饭，晚上在家吃饭，中午在镇上可以用10块钱喝一碗胡辣汤。我觉得跟他一起去打工，中午我们两人一起喝胡辣汤，我觉得也很好。一个人成为一个作者，包括一个人成为一个明星，当多么大的职务，我也不觉得这些人会从精神富有上，包括位置上会比我表哥高到哪里去。

我喜欢交往的朋友，是目光长远的人，有高远长远这样见识的人。

我遇到的大人物都在我们村，我喜欢交往的朋友，是目光长远的人，有高远长远这样见识的人。一个人看到1厘米和看到10公里，和看一天看十年，做事的出发点和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目光短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占别人的小便宜，多么没出息，他去占别人的便宜。占我便宜呢，一般来讲，我也不会觉得是一个多大的事，非要把这个便宜给要回来。凡是占别人便宜的话，核心的利益和核心的便宜，他是占不着的。一个人最大的核心利益，是他的思想、知识、见识，是他的智慧。这个别人怎么能占得着呢，他无非占的是一些皮毛的物质利益，包括皮毛的语言的利益。

一个人必备的素质就是能吃苦。

如果一个人连苦都不能受，他一定贫穷，要不就是物质贫穷，要不就是精神贫穷，要不就是物质和精神一起贫穷。我觉得吃苦是一个人必备的素质，如果你想有一点进步，如果是进步一厘米，你肯定吃苦得一公里，一公里才能达到一厘米做出来的事情。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吃苦和痛苦是两个概念，如果这个人比较勤奋，喜欢劳动，当然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他就能在劳动的过程中取得快乐。我思故我在，我做事情故我在，我吃苦故我在。

我听流行音乐，也听古典音乐。

我听流行音乐，也爱听古典音乐。好的音乐都有这样的特点：难以名状的情感，替你说出来了。音乐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即没有语言的障碍，听音乐会忽略语言，你主要是进入到音乐的那种情绪和跌宕起伏里面。《一日三秋》里面明亮就会吹笛子，他说生活中我能把所有话都说出来，还吹笛子干什么？我觉得这是音乐的极大的存在价值，就好像文学和小说存在的价值。如果在生活中这些情感能够表达，那还要文学干什么？如果生活中所有思想能够表达，那还要文学干什么？